让学术圈“不能假、不敢假、不想假”

近期多起科研诚信事件引发社会关注，学术不端问题再次成为焦点。专家指出，尽管在科技监督的顶层设计方面已有多项政策出台，但执行层面的困难依然存在。要实现学术圈“不能假、不敢假、不想假”的目标，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技术赋能，强化对规则的“敬畏”

自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以来，科研诚信管理机制和责任体系得以明确，将各类科研主体列为“第一责任主体”。该文件要求科研机构和高校通过章程规定学术委员会的科研诚信职责，并提供相应保障。同时，学术委员会需定期对科研成果进行核查，项目负责人和导师也需对署名、数据真实性和可重复性进行诚信审核。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袁军鹏和某高校科技创新管理与科技政策专家李力均表示，中国的科技监督理念与国际接轨，国家政策在科研诚信建设方面拥有较为完善的制度支撑。2022年，科技部等22部门联合发布的《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明确了八类科研失信行为，并对职责分工、调查惩处等作出规定。2026年2月，科技部发布的《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调查处理规定》进一步细化了各类主体的违规行为及处理措施。

然而，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仲伟俊及其他受访者认为，部分人员仍缺乏对规则的“敬畏”。科技活动涉及立项、研究、成果形成、投稿发表、结题等多个环节，如何确保科研诚信规则的落地仍面临挑战。项目负责人如何有效审核实验数据，学术委员会如何承担单位科研成果的责任，期刊编辑和审稿人能否守住诚信底线，以及“民间打假”在学术监督体系中的定位，都是待解的难题。

一些受访者表示，项目负责人和学术委员会难以逐一核查论文数据的真实性。袁军鹏指出，期刊编辑和审稿人主要审查逻辑、方法、结果的合理性和创新性，默认作者数据的真实性。他解释说，同行评审通常是无偿的业余工作，面对论文投稿量的激增，审稿人难以花费时间和精力逐条核验原始数据。袁军鹏认为，“民间打假”是学术监督的有益补充和预警系统，能倒逼学术生态净化，但同时也需警惕其严谨性和专业性不足，避免演变为情绪化的“网络审判”。

郑雯雯建议，在完善和落实制度要求的同时，应重视技术赋能，例如研发推广论文诚信筛查工具，为监督提供有力支持。袁军鹏提议，学术出版行业应加强编辑部的技术核查能力，利用AI审查数据一致性、图片重复和文本剽窃等问题，努力实现让科研人员“不能假”。

联合严惩，明确对惩罚的“预期”

李力、仲伟俊和袁军鹏认为，让科研人员“不敢假”“不想假”同样紧迫，对学术不端处罚结果的“预期”不足是导致部分人铤而走险的重要原因。袁军鹏分析，《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确立了处罚的“底线”。李力和仲伟俊认为，对于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的科研失信行为，应在“底线”基础上予以严惩，尤其涉及人民生命健康的领域。

今年年初，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发布的《加强医学科研诚信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提出，要加大对科研失信行为的惩处力度，力争通过三年努力遏制论文造假等突出问题，并初步建立“不敢失信”的长效机制。该方案明确，对于购买论文、伪造数据、虚构审稿人邮箱等行为，10年内禁止承担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对本文件发布后发生的同类行为，将从严从重处理，终身禁止承担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

记者注意到，《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开展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行为的刑事规制理论研究，推动立法、司法部门适时出台刑事制裁措施。袁军鹏介绍，在其他国家已有科研人员因学术不端行为入狱的案例。

郑雯雯认为，应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制度建设和宣传教育，使社会各界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罚尺度形成统一预期。李力强调要深入实施“联合惩戒”措施，对学术不端“零容忍”，切断科研失信者背后的利益链条，斩断与其学术地位相关的“隐性福利”。

2018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41个部门联合签署的《关于对科研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列举了43条联合惩戒措施，涵盖限制院士提名、公务员招录、担任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股权激励、银行信贷等方面。

《加强医学科研诚信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提出要落实《备忘录》要求，对科研失信主体进行联合惩戒，包括取消因此获得的职务、职称，减招、暂停招收研究生直至取消导师资格；取消因此获得的高层次专家称号，以及在学会、协会、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和学术、学位委员会的委员或成员资格等，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局面。

激励“过犹不及”，深化对评价的“反思”

多位受访者认为，科技监督存在固有的局限性。仲伟俊坦言，对于高水平的恶意学术不端行为，如数据造假，短期内可能难以发现。袁军鹏和李力提出，任何环节的监督都不应对所有科研人员进行“有罪推定”，否则既是对诚信科研人员的不尊重，也是对监督资源的浪费。

因此，受访者表示，解决学术不端问题还需要在科研共同体中树立深刻的诚信自觉，让科技工作者从根本上“不想假”。建设风清气正的学术生态，与评价“指挥棒”密切相关。

仲伟俊和李力认为，由于论文等科研成果与头衔、待遇、资源、权力等高度挂钩，学术不端行为可能带来的巨大利益成为了诱导科技工作者误入歧途的“诱饵”。

记者注意到，《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推进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制度，将科研诚信状况作为各类评价的重要指标，提倡严谨治学，反对急功近利。该意见强调坚持分类评价，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不将论文、专利、荣誉性头衔、承担项目、获奖等情况作为限制性条件。同时，要求尊重科学研究规律，建立重大科学研究长周期考核机制，并开展临床医学研究人员评价改革试点，建立科学规范的考核评价体系。

仲伟俊直言，避免急功近利，还需“养得住‘闲人’”。他呼吁对科研人员的管理要适度“宽松”，激励要限于“体面”，让做科研真正成为爱科学者的“生活方式”，而非投机者的“谋利手段”。

（应受访者要求，李力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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